一九五○年代報紙副刊研究論壇於3月20日下午於國家人權博物館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入口意象2樓會議室舉行，邀集臺灣文史學者進行對話，現場聽眾滿座，政治受難者蔡焜霖、陳欽生前輩亦蒞臨現場全程參與。
數十年來，報紙副刊作為臺灣社會重要的發聲場域，理應為各方發聲的場域，然而一九五○年代白色恐怖最熾烈的時期，諸多國策認同言論，以及「偏安」處境的呈現，逆向見證白色恐怖時代的情境。因是，本館委託臺北教育大學圖書館林淇瀁（向陽）館長與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張俐璇助理教授籌組研究團隊，進行戒嚴時期1949至1959年報紙副刊調查，並辦理論壇，增進人權研究與教育，厚實臺灣戒嚴研究成果。
主持人林淇瀁（向陽）開場提到，五○年代是一個透過反共國策，要求作家書寫「戰鬥文學」的年代；那也是媒體和作家遭受監控、恫嚇以及刑罰，而不得不噤聲以求自保的年代；那是檢肅文化卻誇稱「文化清潔」，壓制新聞卻美稱「節約用紙」的年代。
臺灣大學助理教授張俐璇首先針對「一九五○年代報紙副刊研究案」的調查成果進行報告，將報紙副刊分作四大類：「改制自日治時期《臺灣新報》的《臺灣新生報》與《中華日報》」、「二二八事件之後創刊的《自立晚報》與《公論報》」、「黨報《中央日報》與軍報《青年戰士報》」，以及「威權侍從的民營報業《徵信新聞》與《聯合報》」，搭配現場成果海報展示的副刊圖文與相關歷史資料，介紹五○年代八大報中呈現的時代氛圍。除了常載有呼應政府文藝政策的宣傳文論，在《自立晚報》副刊上亦有難得可見的異議言論。
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退休教授應鳳凰以「臺灣文學的副刊與主編」為題，介紹副刊在五○年代報業中的角色。儘管副刊在當時報紙產業中不被重視，然作為戒嚴時代文學生產機制的一環，它卻曾是政府文藝政策的推手。在中國文藝協會成立之前，副刊主編也具動員作家、響應國策的功能，幾乎可謂「包辦」當時整個文壇的運作。除此之外，應教授也細數時任聯合副刊主編的林海音對副刊從綜藝性轉向文學性、細心培植本土新進作家等貢獻。
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教授夏春祥以「新聞論述與臺灣社會」為題，試圖從新聞研究的角度為聽眾揭開歷史塵封中的一九五○年代。他以《臺灣教會公報》為例，舉出政府與副刊之間的另一種關係。夏教授指出，戒嚴時期的新聞媒體未必總是如實傳達訊息，反而常是思想建構的操作。以輿論與公共領域相關理論來談，夏教授指出，副刊作為一種文學的公共領域，不應被視為點綴，而是知識份子的一種姿態。
國家教育研究院助理研究員楊秀菁從政府對傳播工具與內容的限制，發表她對「戒嚴時期的新聞管制與政策」的觀察。她指出，一九五○年代是白色恐怖政治案件最多的時代，也是戰後臺灣媒體管制的建制期。楊助理研究員並指出，戒嚴時期政府對新聞媒體干涉甚多，自刊載內容至經營股權，都可以見得國民黨透過運作，對媒體進行掌握。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蘇瑞鏘以多起白色恐怖案件為例，談述「言論與思想的檢肅」。他以許多已出版的史料與國家檔案作為佐證，指出從四○年代楊逵「和平宣言案」，至六○年代的「雷震案」、「柏楊案」，乃至是九○年代「獨立臺灣會案」，都有政府祭出「文字獄」的痕跡。
論壇最後，主持人林淇瀁（向陽）以自己於《自立晚報》任職的經驗，呼應副刊主編在戒嚴時期的處境。他並邀請政治受難前輩蔡焜霖與陳欽生向在場聽眾分享他們的親身經歷，作為此次論壇的壓軸，實為一深刻且成功的人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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